【编者按】本文转自“中国文化杂志社”公众号，孟泽首刊于《中国文化》2026年春季号。最初止于作者孟泽，异端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世间

深研中华文化 阐扬传统专学

探究学术真知 重视人文关怀

与龚自珍齐名的魏源魏源，因编撰《海国图志》，孟泽被奉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最初止于人。然而，异端“睁眼看世界”仅是世间魏源平生志业与修为的冰山一角。

他是魏源所处时代最杰出的学者、最重要的孟泽诗人，也是最初止于最具创见、想象力与执行力的异端疆臣幕宾。他是世间畅销书的编者，曾以“父母”之心字养生民。魏源他毕生劳碌，芒鞋遍九州，无论历史场域还是现实艽野，皆具原始要终、见盛观衰的兴致与能力。他不仅留下了经世济民的思想与见识，更留下了既朴拙又繁富的锦绣篇章。在“有为的三千大千世界”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留下了他的“雪泥鸿爪”。他通达古今，却不为“世间有为法”所羁束，学究天人。他是天上的“文曲星”，也是人间的“尘中客”；是“拿云手”，也是“独行侠”。他宁为狂狷，不为乡愿，用既热烈又凛冽的心灵，摩挲山水，体验世情，洞彻生命，淑世又出世，出尘又绝尘。

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秋，落叶飘零，草木萧瑟。魏源从江苏高邮移居杭州，寓居东园僧舍，逐渐中断与俗世人事的往来，息声戢影，避世潜修。

此前，咸丰三年，他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于扬州斥资购置的絜园毁于太平军兵燹。他本人也在高邮知州任上遭遇解职，虽很快奉旨复职，但似乎已无心仕宦，辞归家人寄居所在的兴化，治佛学，修净业，会译《无量寿经》，并作《无量寿经会译叙》。后抱病将《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及《普贤行愿品》汇为《净土四经》，作总叙及四经分叙和后记。几乎同时，他手订生平著述，增补《诗比兴笺》，整理《书古微》，重订《诗古微》，并将《元史新编序》改为《拟进呈元史新编表》，托浙江巡抚何桂清奏进。他想提醒世人，“元起塞外有中原，远非辽、金之比，其始终得失，固百代之殷鉴也哉！”其撰修《元史新编》，实有当年撰修《海国图志》一般的警世用心。

魏源并不否定自己平生的“作为”，甚至对来自“圣人”（天子）的眷顾仍有所指望，但他似乎早已明白，“一切有为，皆不足恃”，“世间有为法”之外，别有洞天。早在道光八年，他三十五岁时游杭州，经龚自珍介绍，从钱林问佛学，研习禅宗，又延曦润、慈峰两法师讲经，还向京师红螺寺净土宗高僧瑞安法师问法。然而，滚滚红尘，如蒙叟庄周所言，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他终究是在世间无边无际的“有为法”中造就自己广大的声名，完成自己的“造化”的。他是晚清中国最早具有变革思维和开放视野的士大夫之一，才具非凡，学问渊深，究极方外。

魏源（1794——1857），字默深，六十岁以后，自署“菩萨戒弟子魏承贯”，宝庆府邵阳县一都金潭，即今湖南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镇人。

钱基博称魏源“宣究今学，抉经之心，而博综子史，高谈王霸，宏我汉声，通经致用。” [1] 齐思和先生说：“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汇众流于江河，为群望之所归，岂非一代之大儒，新学之蚕丛哉！顾世尚未有论列之者，惟王静安先生，怀淹贯之才，抱独往之识，谓晚清学术，实启于龚、魏。”“魏源兼揽众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于实行，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之启蒙大师矣。” [2] 所谓“新学之蚕丛”，即“新学”开辟者的意思。

评价如此之高，近乎赞颂，却并非纯粹溢美。

魏源深度参与了道光、咸丰年间的学术、政治与文化生活及其建构。其所经历既复杂又一贯，其行思识见既丰富又单纯，其精神世界既开阔宏通又专注执着。在所谓“康乾盛世”之后，他是那个平庸、僵化、规行矩步的时代里“最初的异端”，显示出不同于一般士大夫的特殊精神面貌。

他之能成为得风气之先者，成为所谓“开眼看世界”之人，成为晚清经世学风的重要倡导者和参与者，成为一代文化精英，自有其个性与人格基础，有其属于他个人的大事因缘。

一、无双国士长沙子——魏源见识的来源

魏源出身僻壤，但行旅所及，足迹遍中国。

魏源曾写诗道“足不九州莅，宁免井蛙愚”。意思是说，如果足迹不能遍九州，难免会像井底之蛙一样愚昧。他有印章曰“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芒鞋踏九州”，这是自述。他多次登临泰岱，一度西行到嘉峪关，要从军新疆，自称“羁旅飘泊之人也” [3] 。

因为父亲在江苏谋生，魏源14岁到父亲江苏任所读书，同年返回邵阳参加童子试。21岁又随父入都，同行者之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乡贤、湖湘大学者的湘皋先生邓显鹤。26岁、28岁、29岁参加顺天乡试，中举。其间，曾去山西，入学政贺长龄幕，又到古北口做塾师，顺便考察山川关隘。他常常作“半年往返八千里，岂独云山入卷中” [4] 的旅行，曾游历华北华东，香港澳门，西北中国，西南中国，岭南中国，自己赋诗道：“读史筹边二十年，撑胸影子是山川” [5] 。

有很长时间，他在江、浙作为幕僚，编书、著书、卖书，办事从政。51岁入都会试中进士。魏源虽然沉潜专注，笃于学术，积学深厚，但为生计，为抱负，也为证道修身，从不囿于户牖，反而习惯仆仆风尘，阅历不同的风土与山水，接洽天下英豪与饱学之士，体验宦况民生。而且，“俯仰世变，深抱隐忧”，似乎天生一副忧患家国、经纶天下的楚人肚肠，自许“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

漫游四方，交友海内，魏源别有怀抱，他说：“古今异宜，南北异俗，自非设身处地，乌能随盂水为方圆也？自非众议参同，乌能闭户造车，出门合辙也？历山川但壮游览，而不考其形势，阅井疆但观市肆，而不察其风俗，揽人才但取文采，而不审其才德，一旦身预天下之事，利不知孰兴，害不知孰革，荐黜委任不知孰贤不肖，自非持方枘纳圆凿而何以哉？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勤访问，必自其无事之日始。” [6]

如此自觉的自命，无怪乎他可以拥有开阔的视野与明爽的心智，无怪乎其学问虽然不免“芜杂”而气象博大、兼容并包，入世很深而独立自省，有崖岸，不孤陋，不精致，然而绝不因循。

他可以指斥那种“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理学家为“庸儒”，斥理学为“俗学”，以其“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可以斥皓首穷经的所谓“汉学”为“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 [7] ，而自出机杼，别有会心。他不惧指目为“狂狷”，终究由狂狷入中行，以敬存诚而仁熟义精，最终从严毅清苦中发为光风霁月。

魏源深沉的学思，与他亲近过的师长和同侪有关。

在京师，曾师从刘逢禄，刘称许他“无双国士长沙子”“志大思深用力勤”。与龚自珍、汤鹏、张际亮，被称为“京中四子”，有“狂易”“特立独行”“高自许可”的名声。又与清季名臣包世臣、姚莹等交好。尤其因为道光六年（1826年）与龚自珍同应礼部会试双双落榜而声名更甚。那次考试，他的老师刘逢禄任分校，见邻房浙江、湖南二卷“经策奥博”，便说“此必仁和龚君自珍、邵阳魏君源也”，于是极力推荐。但最终并没有让龚、魏获得录取。刘逢禄很感慨，作《题浙江湖南二遗卷》诗，表达惋惜之情。

科举场屋中，从来失意者多，是无数读书人的“牺牲”“困窘”“陪跑”，才成就了那为数不多的幸运者的荣光。因此，关于科举场屋的悲伤感慨之词，往往更容易得到读书人的感应，更容易传播开来。经过刘逢禄诗作的渲染，自此“龚、魏”齐名，星光烁烁，他们的科场失意，似乎成为了那个正在走下坡路的时代“英雄在野”“黄钟毁弃”“圣代遗贤”的见证。

据说，龚狂魏傲，都有“则古尚变”的主张。他们共同的狂傲意味着整饬有序、密不透风的“盛世”光景的崩塌，意味着他们与时代的扞格与冲突。知识人与社会的深刻对立，往往首先表现为不能迁就、不能妥协的任诞狂傲，任诞狂傲是叛逆的第一步，是“异端”的开始。姚莹在《汤海秋传》中曾说：“道光初年，余至京师，交邵阳魏默深，建宁张亨甫（际亮），仁和龚定庵及君（汤鹏），……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厉，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说的就是这“京中四子”的异端狂狷。

慷慨激厉，欲凌轹一时的魏源，甚至如长者一样向同样慷慨激厉、欲凌轹一时的龚自珍写信建言：“近闻兄酒席谭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地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深恐有失，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承吾兄教爱，不啻手足，故率而诤之。然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 [8]

此种诫勉，与其说是对龚自珍的敦促，不如说是魏源的自我警戒，而自我警戒，其实仅仅是对于天性的自我发现而已，不能自我惩创，正是必然。

孟泽《何处是归程：现代人与现代诗十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魏源自知“粗疏”，渴望得到身边至亲至爱者的包容，因为智识上的卓越与性情上的“另类”，以及因为卓越和另类而带来的孤独，更需要来自同气相求者的认同和温暖：“夫舍其大而责其细，宽其重而就其轻，是故人之恕也；交久而不略其文貌，责过而不忽于细微，是故人之周也。源素性粗疏，动多尤悔，故人知之，岂自今日？然在他人，则将以为不足责备而置之，自非直谅肫勤之君子，其尚肯齿诸朋友之列，而规诲不倦乎？近与挹之讲习切磋，颇知自反，尚望时贶良药，以针以砭，不致遐弃，以全始爱。” [9]

嘤鸣求友，魏源希望朋友宽待他，同时针砭他不羁自放的性分，不抛弃他，保全对他的爱。

作为塾师与幕宾，魏源同时获得了那个时代可能有的最高明的见识和最丰厚的教养，也获得了具体参与国计民生的机会。

贺长龄曾“以国士见待”，嘱其编撰《皇朝经世文编》百二十卷，魏源以“事必本乎心”“法必本乎人”“今必本乎古”“物必本乎我”的道理 [10] ，条贯身心、家国、天下之物事以及相关的文章，他的用心编撰，获得了那个时代用事者、用世者最热烈的响应。

他参与两江总督陶澍主持的漕粮海运、盐政、水利改革，不是主导者，而胜似主导者，他作为贺长龄与陶澍的幕宾，长达十四年。结识林则徐，又因为林则徐托付的《四洲志》，而有撰著《海国图志》（最初称为《外国地里志》）的契机和使命。

同时，因为跟随钦差大臣伊里布视师宁波，被专办浙江攻剿事宜的钦差大臣裕谦延至幕府，魏源得以躬身战事，以至感激忧愤，不能自已，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完成《圣武记》，自叙创作的动机曰：“荆楚以南，有积感之民焉，距生于乾隆征楚苗之前一岁，中更嘉庆征教匪、征海寇之岁，迄十八载畿辅靖贼之岁，始贡京师，又迄道光征回疆之岁，始筮仕京师。京师，掌故海也，得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于是，我生以后数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訖国初数十大事，磊落乎耳目，磅礴乎胸臆，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才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晚侨江淮，海警飙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议论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

以“积感之民”自称，他所做的是撰述关于“我朝”的“天下武功”，他想要说明的是往圣“征匪”“御寇”“靖贼”的经验与韬略，是要“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是指望“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师前圣前王，莫近于我列祖神宗矣”。

他还特意指出，书成之月，正是“海夷就款江宁”，即中英南京条约签署的时候。写作《圣武记》内含的骄傲、期望与痛切，由此可见一斑。

最有戏剧性的是，在道光二十年的中英冲突中，英军军官安突德被清军俘获，魏源应旧友黄冕之邀至宁波军中，帮助审讯了安突德。魏源别有会心，居然根据安突德的自供，加上“旁采他闻”，写成《英吉利小记》，成为汉语世界第一篇系统介绍英国情况的文字，日后收入《海国图志》。

从这篇文字，看得出魏源相对明爽的思维、具有“客观性”的意识和对于陌生“夷狄”的了解愿望，而不完全是先入为主的慷慨激昂。他所以区别于同时代士大夫的见识，是他意识到并且肯定大清之外有“海国”世界的巨大存在，这一存在甚至是不可忽略的了。

但是，他同样认为，“海国”的挑衅，并非不能处置，接二连三的失败“实由人事，岂尽天运！两载以来，惟知言战言和而不言守，窃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惟守而后可以战，可以和，其守之之法，不出坚壁清海四字，坚壁莫要于修城，清海莫要于收渔船及盐犯。弟往来海上，所得惟此数语。”

这是他1841年在给贺熙龄的信中谈到的。他说，因为不懂得坚壁清海，结果“渔盐之徒尽变汉奸，我不知以夷攻夷，而贼反能以汉攻汉”。他还说，如果不能起用林则徐，边事终无了局。他不知道，起用林则徐，同样终无了局，因为此“洋夷”挟一种新文明而来，非如古之夷狄，仅为女人、皮草、财货、土地、江山而前来挑衅滋事。

魏源走向实用之学的秘密，自然跟他的履历有关。

或曰，魏源治学，主张“通经致用”，一洗汉学的飣餖和支离。其实，这也是中国学术自身的内部变迁，并不意味着只有魏源他们才意识到学术必须务实，必须是有用之学。顾炎武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既要明道，又要救世，既要明心见性、明道修德，又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精通世务。无用之学与有用之学的“对立”和“冲突”，并不是一种学术上正确或者不正确的选择，进步或者落后的选择，而是道、学、政三者在不同时代语境中的自我平衡与因时制宜的不同倚重以及大半取决于现实政治的偏至。魏源在《默觚•学篇九》说：三代以上，“君师道一而礼乐为治法”，道统与政治、经术、治术统一于礼乐教化；三代以下，君师道二而礼乐为虚文，君与师、政治与经术割裂，礼乐教化形同虚设；宋明以后“功利兴而道德教化皆土苴矣，有位与有德，泮然二途，治经之儒与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途。”

魏源的学术用心，其目的无非是重新获得道、学、政的整全与统一，指望可以拥抱一个政治与知识、道德与生命、真实与美善相融洽，君臣一体、朝野一致、身心一如的王道乐土，可以“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 [11] 。

这样的指望，让他拥有“原始要终”的学术用心，拥有原道意识。

返本开新——魏源作为儒者之原道意识极其强烈。圣贤之学，原本“一贯同揆，如月落千潭而一印” [12] 。原道是儒者传统学术自我反思的重要径路，对于魏源来说，他作为儒者的身份自有其特别之处，他说“六经忧患书，世界忧患积” [13] 。他既是时代的参与者，又是旁观者，既是主流社会的成功者，又是失败者，既是科举的赢家，又是输家，此种身份和状态，常常是成为出色思想者的某种大事因缘。他的学养正好与他的此种身世、出处相颉颃。作为旁观者，他比当局者更冷静理性开阔，作为当局者，他比边缘人更深入更热衷也更洞烛幽微。作为成功者，他与主流社会有着不一般的融洽，作为失败者，他又与主流的价值世界有着生生的隔膜。他是以天下为己任、豪气干云的经世者，懂得通变，又是皓首穷经的学问中人，骨子里自有关于身家性命的主张。他之由学佛而最终信佛，正是他的思想、他的精神难以轻易被“世途”羁束的标志。而佛学所具有的开放性、革命性，其终极诘问与彻底反思，同时对应着他的思想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苦闷与怀疑，对应着思想者的自我召唤与自我应答。

孟泽《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

魏源有属于个人的自我安顿。他曾经将治学划分为四种境界：豢身之学，爵禄而止；华身之学，䏂闻而止；以身济身之学（以己身济人之身），猷效邦国而止；践形尽性之学，耄老不足，死生寿夭不可离，则未知所止矣。由浓华而进于淡泊，可以为达士，未若由淡泊而进于恐惧也；由固陋而进于淹通，可以为硕儒，未若反淹通而会于本原也 [14] 。他还认为“治天下之具，其非势、利、名乎！”“圣人以其势、利、名公天下” [15] 。

如此宏通而高明的认知，怕也是传统士人人所能抵达的极限。如此，怎么能指望魏源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锁定在任意一个自我设定的概念和范围之中？

在世俗与灵明之间，在热衷与出离之间，魏源最终选择了灵明，选择了出离，这样的选择，出于对世事人生的灰心，却也未必不是对世事人生的更深更远的洞见。在“名场苦海”中与俗世往还，相刃相靡六十年，伤痕累累，稍稍敏感深情一点的人，不能没有反应，何况内心常常沸腾而“默深”如魏源者，何况他“养气刚大”，有着皓然如“秋霜烈日”般的性情。“为生计而不为死计，为子孙计而不为身心计者，好利之通蔽也；为身后名字计而不为身后性命计者，好名之通蔽也；朝闻道夕死可矣，不闻道而死，曷异蜉蝣之朝生暮死乎？人生十五以前，惟知为身计，三十以前，惟知为家计，四十以往，惟知为子孙计，为身后名计，其为性命计者，千万中无一焉。诗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不知此身之所归者，岂独百年为蜉蝣，即数百年、数千年之名，亦孰非楚楚如云之蜉蝣乎！” [16] 对于生命的有限无限，对于如同蜉蝣一样的生命的所归，他其实了然于心。

咸丰六年，魏源离开高邮到杭州，寄住僧舍，“生平寡言笑，鲜嗜欲”，至此更是“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客至亦不纳，即门生至戚，接二三语，便寂对若亡。”他曾有诗《偶拈》曰“扫地焚香坐，心与香俱灰。沉沉寥寂中，冥冥花雨来。”

由此看来，最终，他要收获的，不止是世俗世界的圆满，而且是生命的真如，尽管他曾经对于世事足够热衷，足够执着，足够勇毅。这种安排，更像是一个纯粹知识者、思想者的自我安排，一个心灵漂泊者的自我归结，也许与仕途上的失意得意，并无多少瓜葛。偶然的触发，也仅仅是一个可以眼见的契机而已，他要达到的是一个不可言说、不可预定的境界，可以平息心灵的忧患与躁动，可以无所挂碍，所谓“空山无人，沉思独往，木叶尽脱，石气自青，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成连东海，刺舟而去。” [17]

咸丰七年丁巳（1857年），魏源逝世于杭州僧舍。

二、道常主于逆：魏源的历史观

魏源《序》曰：“鱼跃鸢飞，天地间形形色色，莫非诗也”。然而，传承两千年以来的“诗教”，“一敝”“再敝”——或者“专取藻翰”，或者“专诂名象”，或者“专揣于音节风调”，诗歌已经不足以覆盖诗人“萧瑟嵯峨”的广阔“兴会”，更不能对应“非有所受于人也，而忽然得之”的灵感冲动。何况，那种“地不能囿，天不能嬗，父兄师友不能佑”的冲动，原本常常是具有反叛性和颠覆性的：“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 [18] “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宜。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 [19]

魏源“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的归结，虽然最终没有走出“原始要终，返朴（古）归真（元）”的循环论思想窠臼，但他意识到，甚至认可“道常主于逆”“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合理性，终究显示出一种难以在因循中自我餍足的觉悟和公然自我“反动”的勇气。

魏源与同情者如龚自珍等，都不讳言“所贵乎诗者，与苟同，宁立异” [20] ，而且认为，“阴阳之道，偏胜者强” [21] 。照此思路，则“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乡愿化的“中庸之道”，将不再是唯一的完美的思维取向和价值取向，不再是可以居之不疑的人文轨辙。

置身于“四千年来之所未有，尧舜禹汤之所未及料” [22] 的空前变局中，晚清士人和诗人滋生出类似魏源、龚自珍这样的已经无法被传统所范围的情感与精神诉求，在某种意义上，不难理解。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异说纷纭，国学日蹙”，先觉者谓“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趋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则穷变通久之图，天已谆谆然命之矣” [23] 。何况西学东渐，其势汹汹，新技术和新工具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传播方式与新的话语空间，一些新的文化元素的加入，同时使那种难以被传统所范围的情感与精神诉求，凝聚为否定性的或建设性的渴望，所谓“迩来诗界唱革命”“新筑诗中大舞台” [24] 的“诗界革命”，就是接下来的时代大文本中，必不可少的章节。

那么，魏源、龚定庵，便是这个时代大文本、新曲调的序章。

魏源《默觚•治篇五》曰：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是以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异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

对于时代流变、陵谷迁移的同情之理解，使得魏源在文化的“保守”中，同时有对于“体用本原”的通达意识。特定的观念立场与特定的利益立场有关，魏源的利益立场，显然并不固执，或者说，他并无“特权”。

孟泽《何所从来：早期新诗的自我诠释》，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必须有所交待的是，道由情生，任何“主义”“主张”，一旦离开作为人和人类本质的“情感”基础，则不免指向反人道的偏执与暴戾。人世间的一切有为，皆为情使，即使“匪夷所思”。魏源曾经认为：“人有恒言曰才情，才生于情，未有无情而有才者也。慈母情爱赤子，自有能鞠育赤子之才；手足情卫头目，自有能捍头目之才。无情于民物而能才济民物，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小人于国，于君，于民，皆漠然无情，故其心思智力不以济物而专以伤物，是鸷禽之爪牙，蜂虿之芒刺也。才乎，才乎，《诗》曰：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25]

才生于情，生于广大的悲悯。道光二十九年，左宗棠在《答胡润之》信中，谈及胡林翼在贵州安顺出色的治理，表达自己的钦仰和认同，也曾说出了差不多同样的意思：“安顺之治，开水利，兴学校，劾贪污，治巨盗，旌节烈，结宿案，纲举目张。论者服执事之才之勇，仆则谓执事诚心爱民之不可及也。乐园先生尝云‘世之言吏事者，动言才情，不知才生于情，情苟不至，才于何有？’仆每服为确论。今世守令如执事之明敏有执者，未必遂无其人，然细察其意念所向，精神所注，大抵在上而不在下，其聪明才力，用之于揣摩迎合，承奉竿牍之间，而实意之及于民者益鲜；即有时勉自振作，奋欲有为，亦动于近名干誉之心，非其隐微所不得已之故，不旋踵而即索然矣。交执事有年，信安顺之治之异于世俗之所为者以此，愿益勉之。” [26]

左宗棠不仅看到了“才”与“情”之间的互动，更相信胡林翼之不同于世俗，正在于其深情之及于民生也。或者说，胡林翼行政的动力，正在于其诚心爱人之情。谭嗣同以“仁学”统摄世界，以“大无畏”行“慈悲心”，以为“勇不勇之辨，于其仁不仁” [27] 。在给导师欧阳中鹄信中说：“无畏之源出于慈悲，故为度一切众生故，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矣。” [28] 梁启超序谭嗣同《仁学》曰“盖夫仁之极，而大勇生焉” [29] 。被称为民国“湘西王”的“匪人”陈渠珍曾经说：“人类有同胞共母之关系，有骨肉手足之相亲，古人说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等语，就是此意，所以相互扶助是人道的要求，也就是仁的全体大用。” [30] 那么，魏源、左宗棠，包括谭嗣同、梁启超、陈渠珍，无论学术还是事功，一切的出发点自然是对于民物全体的同情心与同理心，所谓民胞物与，视民如伤，天下归仁，这也是传统士大夫精神最精采最让人心仪之所在。

魏源对于世事的变迁，对于精神的流动，对于天人祸福，之所以有高明的洞彻与恰当的体察，正是通达的生命觉知与丰沛的情感世界共同作用的结果。他说“天地，是非之域也；身心，是非之舍也；智愚贤不肖，是非之果也；古往今来，是非之场垒也。” [31] “人必有终身之忧，而后能有不改之乐”，“君子以道为乐，则但见欲之苦焉；小人以欲为乐，则但见道之苦焉。欲求孔颜之所乐，先求孔颜之所苦。忿、欲皆火也，未有炎上而不苦者也。淡莫淡于五谷之甘乎，乐莫乐乎道谊之湛乎！故世味不淡者，道味不浓；熟处不生者，生处不熟。道念苟同情念，何凡不圣矣；道味苟同世味，何愚不哲矣。” [32] “祈天永命，造化自我”，“诚知足，天不能贫；诚无求，天不能贱；诚外形骸，天不能病；诚身任天下万世，天不能绝。” [33] “微观于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无道而非情也。精之又精，习与性成。” [34] 如上所述的觉知，是觉知者的内在智慧，也是他的外在经验，极高明而道中庸，非小才微善者所能道出。

懂得生命的圆融，懂得自为主宰的意义，且以经术为治术，魏源甚至把《诗经》读成了“用世”的指南。魏源的大半文字，常常以《诗经》中的句子作为立论的归结，或者作为生发议论的起点，《默觚》尤其如此。《诗古微序》中说“礼乐者，治平防乱，自质而之文；春秋者，拨乱反治，由文而返质。故《诗》之道，必上明乎礼乐，下明乎春秋，而后古圣忧患天下来世之心，不绝于天下”。

这是把《诗》解读成经理天下的“圣经”。而在对于“诗”作为艺术的洞见方面，魏源既“专业”，又高屋建瓴，秘密远在“专业”之外。

他在品评至交陈秋舫的诗时说：“秋舫近诗之进，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