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候那么小，女儿女婿女儿你为什么不保护我？相继性侵宣传希望”

这句来自女儿黄汶雯的质问，如同一根刺，自杀择直深深扎在母亲吴梅（化名）的后妈心头。面对女儿的妈选面悲离世，吴梅给出了无数种解释：“我真蠢”、剧投“真的身防不懂”、“羞耻之心让我开不了口”、其孩“担心报警无果反而加重病情”……然而，别走无论理由多么充分，女儿女婿女儿都无法逆转既定的相继性侵宣传希望悲剧现实。

因此，自杀择直吴梅坦言：“我是后妈一个失职的母亲。”

2022年，妈选面悲24岁的剧投黄汶雯首次向母亲透露，自己在七八岁时曾遭受亲属张立（化名）的性侵害。彼时，吴梅并未选择报警。两年后，黄汶雯结婚，在亲密关系中出现应激反应，在丈夫谢家振的支持下报警。但因证据不足，深圳警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2024年底，黄汶雯自杀离世；四个月后的2025年4月，丈夫谢家振留下遗书后追随而去。

接连失去女儿和女婿，这位自认“失职”的母亲没有选择沉沦，而是带着女儿的悲剧案例，投身于防性侵宣传事业。她报名学习儿童防性侵课程，在直播间反复讲述这段血泪史，多次走进学校、社区和妇联呼吁开展性教育，甚至设想研发一款专为儿童设计的长续航录音穿戴设备，以辅助取证。

尽管因当年未及时报案而遭受网络暴力，吴梅依然坚持发声：“哪怕天天被人骂，我也要把我家两条人命的教训说给所有家长听，绝不能再有孩子走我女儿的老路。”

△吴梅正在直播讲述女儿的故事。

迟来的真相：女儿生前的质问与母亲的悔恨

黄汶雯的房间至今仍保留着生前的模样，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猫味”，满地猫毛，床上还残留着小猫的尿渍。这是吴梅记忆中女儿最后待过的地方。

△吴梅在打扫女儿生前躺过的床铺。

吴梅，1977年生于广东潮汕，育有一子三女。1998年，女儿黄汶雯出生，满月后随母迁居深圳。当时吴梅忙于在岗厦一商场做生意，便将女儿带在身边。

吴梅的二姐及姐夫张立也在此商场经商，姐妹间常互相照应。吴梅回忆，张立常带黄汶雯上楼做饭，有时黄汶雯还会在张立家留宿。然而，张立对此予以否认，称自己店铺分散、工作繁忙，无暇做饭，更无暇照顾侄女，并坚称与黄汶雯接触极少。

但在吴梅看来，张立曾明确表示“最疼的就是我的女儿”，并邀请她们去海边游玩。黄汶雯从小活泼可爱、成绩优异，但进入初中后成绩骤降，且频繁身体不适。吴梅曾担心早恋，提醒她“陌生人给的水不要喝”。

2012年7月，14岁的黄汶雯被深圳某医院诊断为重度抑郁。

△黄汶雯的初诊病历。

2018年，诊断转为双相情感障碍。此后，黄汶雯多次尝试轻生均被救回。吴梅不知缘由，为防女儿自杀，她将药物藏起，并夜间陪睡。

2022年1月，黄汶雯再次计划自杀。聊天记录显示，1月21日凌晨，黄汶雯告诉母亲“今晚不用和我睡了”，写道：“我知道我就是个事情很多的累赘……双相情感障碍的折磨很痛苦，你们一辈子都体会不到这种痛……”吴梅回应：“你给我一个交代，我就放你走。”

那一晚，母女俩聊了数小时，黄汶雯痛哭失声，呕吐满地。吴梅称，女儿当时吐露了真相：七八岁时，在二姨夫家，趁二姨在厨房炒菜、开空调时，二姨夫用一条白色毛巾盖住躺在沙发上的黄汶雯，趁机实施侵害。

吴梅记得那条白色毛巾，“如果我女儿是乱说的，怎么会记得这些细节呢？”在聊天记录中，黄汶雯多次自述小学时期被亲戚性侵、猥亵，并质问母亲：“我那时候那么小，你为什么不保护我？”吴梅深感愧疚：“我太愚蠢了，当时的认知不到位。”

△黄汶雯和母亲的聊天记录截图。

“失职”的母亲：从忽视信号到决定面对

听到女儿的讲述后，吴梅开始回溯过往，反思自己错过了哪些信号。

据吴梅回忆，黄汶雯幼时常腹痛、做噩梦，半夜哭醒敲门；四五年级时尿床，偷偷藏起湿裤子；曾出现下体发红症状，吴梅误以为是上火。2013年，两家人同住一栋楼，张立一家常来聚餐，但黄汶雯反应激烈，曾质问母亲为何总叫他们来，表示“讨厌死了”。

△黄汶雯的书架。

直到2022年1月那晚得知真相，母女俩抱头痛哭，决定搬家。吴梅承诺：“不管发生什么事，妈妈都会陪你一起去面对。”

然而，她们最终没有报警。吴梅解释：“我不是不报警，是真不懂，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有羞耻之心，就连找人问问，我都不好意思开口。”她担心时间久远、口说无凭，且更怕报案后无法立案导致女儿病情恶化，“我只求女儿平平安安，把这个事情忘掉，开始新的生活。”

在母亲的宽慰下，黄汶雯状况一度好转，经人介绍结识了大她七岁的谢家振，并于2024年2月24日结婚。同年6月，黄汶雯在亲密关系中再次出现应激反应，自认“配不上人家”。吴梅只能劝慰：“孩子，这不是你的错。”

△黄汶雯和谢家振的结婚照。

迟来的报警与无法挽回的生命

2024年6月18日，在丈夫的支持下，黄汶雯首次报警。警方对黄汶雯、吴梅及张立等人进行了笔录。

聊天记录显示，报案后黄汶雯质问张立：“直到2012年读初中我才意识到你对我的所作所为，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张立向吴梅发消息称：“你的好女儿告我。”吴梅回应：“我女儿说到做到”。张立回复：“有什么办法能谈一下？”

△张立和吴梅的聊天记录。

最终，因无法证实犯罪事实发生，警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张立一家指责母女俩“敲诈勒索”，称吴梅曾欠债断绝关系，他们曾接济对方，却遭反咬一口。

△不予立案通知书。

报案后，黄汶雯的精神状态迅速恶化。病历显示：6月25日病情尚稳定；7月5日出现明显抑郁焦虑及躯体症状；8月11日，因被他人辱骂，病情加重，波动大，睡眠差。

2024年12月11日晚，吴梅收到女儿消息：“妈，我要走了。”赶回家时，黄汶雯已服药过量，抢救无效离世。

△黄汶雯和母亲的聊天记录。

黄汶雯曾对母亲说：“如果能立案，这个阴影我这辈子都忘不掉，但至少心里那根刺能被拔掉。”

黄汶雯去世后，吴梅劝慰谢家振早日走出阴影，寻找新幸福。谢家振未言语，仍每周坚持来吴梅家吃饭。2025年4月11日，吴梅因事外出未邀其用餐，当晚谢家振留下遗书后自杀。

△谢家振的遗书。

直面悲剧：从受害者家属到防性侵倡导者

吴梅与其他类似案件的母亲建立互助网络，分享心理状态与案件进展。她向律师请教如何固定证据、准备报案材料。

曾有律师提出研发一款仅监护人可控、防破坏、长续航的儿童录音穿戴设备。吴梅次日便前往华强北咨询电子厂商，虽知实现困难，但认为“好多遭遇性侵的孩子就苦于没有证据”。

比起事后取证，吴梅更强调事前预防。她报名学习儿童防性侵课程，立志成为讲师。她带着女儿案例，多次在学校、社区、妇联呼吁开展性教育，特别是针对幼儿园和小学阶段，“一般坏人会以游戏、买糖果的方式哄骗小朋友不能说出去，家长们都要告诉小朋友如何辨别和防范性侵害，越是不能说的事情越要告诉大人。”

她的社交平台后台塞满了求助私信，吴梅尽力给予回应和拥抱。

“事情已经发生了，我现在只能做点事情来赎罪。”吴梅说。当一位曾受姑丈性侵的女孩犹豫是否报案时，吴梅讲述女儿的经历，并反复叮嘱：“无论如何，你不要死。”这是她来不及对女儿说的话，如今一遍遍告诉那些向她求助的女孩。

△吴梅在喂养女儿生前留下的猫。

无视质疑：法律困境与母亲的坚守

目前，吴梅仍希望重新立案。张立态度强硬：“你问她有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就是诽谤，我现在准备起诉了。”吴梅回应：“那就让他去起诉吧，我可以面对他。”

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华指出，此类案件取证存在天然困难：儿童认知表达有限，易受诱导；案件多发生在隐蔽场所，缺乏目击者与监控；熟人作案多用哄骗，暴力痕迹及物证少，家长缺乏保全意识，物证易随时间消失。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史艺鸣表示，童年性侵案件成年后报案，间接证据包括日记、就诊记录及亲友证言。被害人陈述至关重要，但详尽回忆可能造成二次伤害。两院两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三十条已明确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采信标准。

史艺鸣强调：“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间接证据越多越好……如果间接证据很少，形成完整证据链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近日，吴梅提供了一份与主治医生的通话录音。录音中，医生起初表示记不清，后想起黄汶雯曾提及“亲戚对她不好了，猥亵女童之类的”。

“我是一个失职的母亲。”吴梅在直播间里不停重复这句话。尽管因当年未及时报案而遭受人身攻击，她仍坚持发声：“哪怕天天被人骂，我也要把我家两条人命的教训说给所有家长听，不能再有孩子走我女儿的老路。”

潇湘晨报·晨视频实习记者吴昀 记者曹伟